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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文集》专访
蔡添强的公正之路:从“街头斗士”到“反对党领袖”

蔡添强档案
出生：马六甲市
生日：1963年12月21日
学历： 澳洲悉尼大学农学学士,澳洲西南威尔大学哲学学士,荷兰社会研究学院劳工硕士

党职：国民公正党全国副主席（编按：自2004年尾卸任后，2005年1月被委任为人民公正党全国宣传主任）
公职：马来西亚劳工咨询中心（LRC）主任

威水事件：在澳洲参与国际学运，为“六.四”惨案到中共大使馆示威，参与发起大马公正党，促进替阵形成，辞职风波导致替阵内讧但赢得鲁乃补选胜利，拦阻 “幽灵选民”被国阵逮捕起诉，获释后再次被马来西亚马哈迪首相以[内安法令]将其逮捕，未审判未定罪未获释……他一生7次被捕，目前仍然患病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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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蔡添强是因为参加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举办的“替阵的出路在哪里” 政治讲座，到会的有大马留台办文教组主任李惠泉、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政治秘书丘光耀(现为全国总秘书、宣传主任，目前于香港进修政治硕士课程)、作家黄进发，当然，还有已成为政治明星的──蔡添强。

几天后，蔡添强应我所邀，来到我的宿舍，我们对话三个半小时之久，仍然意犹未尽，蔡添强被几个电话催来催去，不得不说：“过几天你再给我打电话，我们再好好谈，今天是世界人权日，晚上我还有个人权讲座……”言毕，在暮色中匆匆而去。

我很惭愧，在中国那么多年，从来只知道共产党的生日军日国日，不知世界“人权日”，赶忙翻日历：12月10日。

真是一份缘── 与蔡添强在人权日谈人权。

之后几天，我想起蔡添强答应再对话和要给我他的私人照片，于是致电给他，不料一直不通，手机、办公电话都如此……我有些不祥的感觉。

赶紧看报纸，果然── 蔡添强和公正党几名领袖被警方以他们在鲁乃补选中涉嫌“煽动暴动”为名逮捕，而且面临坐牢的刑事起诉。

谁都知道鲁乃并没有发生暴动，蔡添强等人不过是为鲁乃的胜选付出代价而已。

犹记得蔡添强在接受采访中预言：鲁乃失败让国阵很难接受，可能会有大逮捕行动……我已经被逮捕过六次，可能要面对第七次！

── 那么，谨以此文，纪念蔡添强和所有为民主自由奋斗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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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代] ：“我是马来西亚同龄人，但生活在白色恐怖中”

蔡添强1963年出生于马六甲的一个中产家庭。同年，马来西亚宣布成立，蔡添强成为大马的同龄人。

蔡父是南洋大学毕业生，曾经从事过反英反殖民运动，大马独立后成为米粮商人；母亲是华小教员。蔡添强是家里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从小，蔡添强和几乎所有的华人孩子一样，对政治不了解，也不感兴趣，只是放学后帮着父母做家务和生意，减轻家庭负担。

1969年，“五一三”事件爆发，全马大戒严，大量华人被捕坐牢，华社处于政治恐惧中，人人三缄其口。

“虽然我那时只有6岁，但完全可以感受到那种白色恐怖……我的父亲一代，很多亲友被捕在拘留营里……”

在那时，小小的蔡添强看到父亲每天皱起的眉头，也听到父母严肃的教导：记住──无论你将来干什么，都要为人民服务！

后来，蔡添强去读书。先是在佛教香林小学读完小学，在马六甲天主教公教中学读中学，之后在马来学校“雅加美浪”(GAJAH BERANG) 读大学预科。

在这些日子里，蔡添强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政治天赋，但他的公正思想和多元主义，正是从这些不同种族和宗教的学校中慢慢培养。

那时，他的兴趣很多：养宠物、搜集蝴蝶标本……最大的兴趣是科学和文学，而不是政治。

也难怪，“即使在中学办一个华文学会，都会被叫去警察局问话”，华人的孩子怎么敢对政治有兴趣？

[留学时代] ：从校园走向街头，在澳洲成为国际学运领袖

蔡添强真正从政治冷感到成为政治明星，要追溯到他在澳洲7年的留学生涯。

1982年蔡添强开始到澳洲留学，头三年，他在悉尼大学修读农学，拿到理学士学位；后来在西南威尔斯大学念哲学，拿到文学士学位。

时至今日，蔡添强回忆说：“政治不是一种兴趣，而是每个人必然的关心！”

也就是说，如果非要说政治是一种兴趣的话，那也不过是一种被迫关心的兴趣。

这也是政治家与政客的不同：政治家决不是对政治有兴趣，而是使命感所系，不得不关心；而政客对政治的兴趣是对个人利益得失的关心通过政治手段表达而已！

在澳洲，蔡添强是自费留学，生活无疑是清苦而独立的。然而雪上加霜的是，澳洲政府开始把教育视为一种赢利产业，把外国留学生作为“摇钱树”，宣布提高学费：从每学期2500澳元提高到3500澳元，并且每年再加1000澳元！

这是当时澳洲执政的工党，对内实行福利政策──澳洲本国学生免学费；对外实行剥削政策的政治现实。

蔡添强和数万名外国留学生成了案板上的嫩肉，“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看来唯有任人宰割。

然而，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台湾、韩国、印度、印尼、菲律宾……等国的留学生破天荒联合起来，他们不甘心成为“沉默的羔羊”，他们认为：这是白人歧视亚洲人的表现！

于是，他们发动了学运，开始罢课、罢学、罢交学费(学费由政府教育部直接收取)、走上街头游行、集会发表演讲、在报刊发布文告、召开记者会、到教育部示威……闹了个不亦乐乎！

当然，这里面干得很起劲的，就有大马留学生代表──蔡添强。

在同样是留学生的记者看来，这些做法确实是匪夷所思和令人佩服。无论何时何地，留学生从事反对留学所在国政府政策的活动，都有极大的争议性和危险性！

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毕竟他们是外国留学生啊！

蔡添强解释说：这种政策完全是不公正的！你想想看──富国已经从不公正的贸易中掠夺了大量穷国的资源和财富！富国吸收穷国留学生，本来应是一种反馈！他们富国收取穷国留学生学费牟利 完全是帝国主义的作风！我们当时的感觉就是：第三世界正在被第一世界压迫！

所以，他们成立了“海外学生联盟”，领导了几十个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进行学运！

“我们运用详细的统计数字显示不公正的国际贸易制度，得到了舆论支持，也得到了民众的同情，甚至我们还和环保组织、澳洲在野团体合作，以扩大支持面！”

最终，澳洲政府妥协了，与几十个国家选出的留学生代表谈判，达成协议：即现在的留学生学费不涨价，继续以旧的标准收费；以后新来的留学生按新的标准执行。

回顾留学生涯，蔡添强说：我们那时几乎没有怎么上课，因为平均每两周就有一次学生运动……不过，学到了争取民主的经验！

那就是──“所谓民主国家，也有很多不民主不公正的地方，你要学会利用制度所给予的权力、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捍卫自己的利益”！

[学运总结] ：八十年代的花朵在九十年代开始结果

1982-1989年，是蔡添强留学澳洲的时代，更是世界性大学潮的时代！

蔡添强认为，1976年中国的转变，曾经使很多本来对社会主义存有幻想的人丧失了方向感，堕入消极，学运也陷入了低潮……但到80年代中期，开始有新的声音，这段时间，中国于1986年发生学潮，导致胡耀邦下台；1987年，马来西亚出现“茅草运动”，大批民主人士和在野领袖被捕入狱；同年新加坡展开“大逮捕行动”；韩国出现“光州事变”；然后是东欧大解体；两德统一；1989年中国发生“天安门血腥事变”……

那是一个剧荡的民主时代！

蔡添强与同学们不仅在为自己的利益斗争，也声援着世界各地的民主运动。1989年，他们义愤填膺，带领无数澳洲留学生到中共大使馆示威，声援学生民主运动，抗议独裁统治！

在一次次的学运中，他们也与众多国家的学运民运分子联系和交往，开始拥有了这样的信念：

“人权不是内政、民主没有国界”！

谈到学运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时，蔡添强说：80年代是引发民主斗争的时代，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埋下了革命的种子；而到90年代许多种子就开始发芽结果了！比如说：

其一：东帝汶独立。在80年代，很难有人敢想象东帝汶真的可以独立，它渺小得就象大象脚边的一只蚂蚁，随时可以被踩死，到了1990年，东帝汶还发生大屠杀，蔡添强的一个澳洲留学好友就在游行示威中死于军人的枪口下……然而，在世纪末来临前，东帝汶终于独立梦圆！

其二：印尼苏哈多倒台。这样一个党政军警宪大权紧握、独裁统治长达30年的人物一两天内就因为学生的起义而倒台，证明了民主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其三：韩国长期被迫害的反对党领袖金大中在大选中上台，朝鲜半岛出现和平曙光。

其四：菲律宾实行民主选举，腐败总统埃斯特拉达在民主呼声仓惶下台；

其五：南斯拉夫民主人士攻占国会，南共独裁者内外交困俯首认输。

其六：马来西亚形成成熟的反对党联盟──替代阵线。

其七：台湾平安变天，国民党黯然下台。

……

一点点、一桩桩，每个民主进步的声音都来之不易！但是，只要有民主的种子开花，它就会结果。

[劳工运动] ；深入大陆珠三角，考察中国劳工命运

1990年，蔡添强回到马来西亚，正式踏入社会。

开始，他参与“大马之声”人权中心的工作，到了1992年，设在香港的亚洲劳工研究中心空缺一个研究员职位，蔡添强应聘来到香港，从事劳工运动的调查和研究，参与编辑出版<<亚洲劳工资讯>>年刊。

在这三年里，蔡添强得以接触到了亚洲许多国家的劳工组织，掌握了劳工运动的动态信息，为劳工的命运和待遇与各国政府周旋……当然，去得最多的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去得最多的是经济最发达、劳工最集中和命运最悲惨的珠三角经济区。

无疑，珠三角给蔡添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大陆官方牺牲劳工权益、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典型地区。

“据我自己的观察，中国工人的政治意识比马来西亚还高！那种矛盾的尖锐性比马来西亚更加激烈！在马来西亚，工人受剥削，就会想：是自己的命不好，有‘精神鸦片’ 麻醉……中国的工人不会，因为宪法上写着：无产阶级是领导者！加上没有宗教 这种 ‘精神片’ 麻醉他们，所以他们感到不公正、不平衡：为什么是老板当家？！于是一旦发生事情，容易采取过激的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蔡添强也开始与中共的“花瓶”组织──中国总工会联系，表达对大陆劳工命运、利益、福利的关注。

“在这一点上，很多人和我有分歧，认为总工会是个‘伪工会’ ……虽然的确它是完全被中共控制，但是──它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劳工权益，毕竟它也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和职责所在。所以我们当时与他们联系还是比较多，与他们私人的关系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