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添强簿录

普腾从风光到陷困境，国产车前路在何方？
异言堂：拿出魄力决定前路
●南洋商报2007年5月28日

政府在８０年代推出马来西亚国产车计划，原本是希望国家汽车工业的崛起，能够带动本土制造业的发展，并在吸收和累积外国汽车制造业的科技的过程下，最终可以让普腾成功打入海外市场，在竞争激烈的全球汽车市场占一席地位。
回顾历史，国产车是前首相敦马哈迪雄心勃勃的宏愿计划之一，他在主政时代不断强调，我国以东南亚首创汽车工业而自豪。马哈迪在任期内，尝试扩张出口制造业，并将重型工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当年曾经有许多学者预测推行国产车工业，是一项非常不切实际的计划，并举出它将产生拖累国家经济的严重后果，如今其前景已经可以预测。
阿都拉接棒首相职位时，普腾已掉入难以自拔的泥淖，其困境有两个源头：首先，其公司的管理制度存有严重的内部缺陷，主要是其外判合约系统充斥着朋党公司，许多获得合约的供应商根本就没有生产能力，不但造成公司亏损，也令生产成本加倍，最终由消费者承担，这也是国产车零售市价高居不下，缺乏与入口车竞争的能力。
国外市场受限
其二，普腾的外销市场结构局限于国内消费者，近３０年的发展，普腾还是无法生产有品质的车辆，因此国外市场非常受限。亚洲各国中，马来西亚２千５百万人口不足以保证国产车稳定的增长率。
目前普腾内忧外患，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不少先进国的汽车制造厂，也面对关闭的危机。普腾汽车品质毕竟不比欧美工业国，要突破重围的确有必要进行彻底改革。
但是至今普腾的表现，及公司管理层对改革的反应令人失望，作为我国最大的官联公司之一，公司的生存与否都与国家经济有密切关系。官联公司的决策最终是落在在政府的手中，首相阿都拉必须尽快做出决定。
我认为国产车只有３个出路：
１）萧规曹随：这个方式是现任首相沿用前首相的汽车工业政策，继续对汽车工业施行保护主义，打开国库来延续普腾的生命，将国油的石油出口经济所赚取的资源用来津贴国产车，一如政府用国库保护官联公司如马航与柏华嘉钢铁工业。
２）脱售外国公司：尽快和国外汽车大企业达成协议，不该继续开出苛刻条件，拖延重组普腾的生产结构，让具国际水平的管理人才接管。
３）最后方案“关闭”：这是一个“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将普腾２０年带给我国政经文教的巨大负担，一次过一笔勾销。
接受决策风险
然而，任何的决策必定有其风险，人民都要承担以前领导人不智的政策。
无论如何，首相阿都拉的责任不能再推卸，最终须为普腾的未来做出一个决定，而政府也必须接受任何决策的风险。
即使政府继续展延决定，现实不会改变，选择也只是以上３者。但最重要的是，国产车的前景显示我国不明朗、外资裹足不进来的国家经济状况，以至经济低迷人民受害。
是时候首相拿定主意，拿出魄力做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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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正党全国宣传主任蔡添强以“超大糖果”形容马币3600万拨款，并强烈谴责政府屡在补选前大派糖果的行动。他说：“国阵在此次补选大抛‘超大糖果’，且在提名日举办巨型演唱会，企图分散安华主持的候选人提介会的人潮，在在显示国阵担忧形象专业的人民公正党候选人卡立依布拉欣，以及人民公正党抗衡巫统的力量。”
蔡添强今日发表文告表示，政府已经开动国阵贿赂依约选民的机关，公然进行变相金钱政治。为此，他要求选举委员会即刻采取搜证调查行动，还依约补选一个公平、干净的选举。
他表示：“在甫结束的马接补选，据人民公正党的估计，国阵共抛下逾马币600万元，可是，单单基尔多益的第一次拨款就高达马币3600万元，是马接补选政治糖果的六倍。”
执政党在马接补选中利用国家机器的便利，如新闻部、青年与体育部为村民“载歌载舞”、办“羽球表演赛”笼络民心。此外，州政府也以延长地契、赠送脚车等种种好处，讨好选民。马华公会天天为选民奉食、办“擂茶大会”宴请选民，更不在话下。
根据《当今大马》报道估计，国阵在两周内以各种形式为马接州议席补选注入逾马币六百万元，贿票选风之败坏，已经到了让人担忧的地步。民主行动党更揭发，有人在一所空屋内向选民派发50元至200元的现金，公然贿票。民主行动党在马接补选的惨败经验，可为人民公正党引为前车之鉴。
蔡添强呼吁依约选民认清，补选糖果都出自人民的纳税金，乃人民理应享有的权利，人民应在心安理得地把票投给人民公正党。他也呼吁选民在竞选期间踊跃出席该党主办的各项政治座谈会，以了解巫统牢控下的国阵如何腐败。
载录：《独立新闻在线》 发巨额拨款为履行政府责任 纳吉基尔坚称无意捞取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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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接补选投票前夕，最后一晚4月11日的演说。
我呼吁选民投票给敢为人民讲话的代议士，不要单选好人。马华候选人赖明忠或许是好人，伯拉也是好人，问题是他们是否能为民请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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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部长高薪又大加薪，我国部长有否受“亏待”？

异言堂：滥权高官捞好处何来亏待？
● 南洋商报 2007年04月15日

新加坡内阁总理和各级部长将于明年年底前大幅加薪，届时总理李显龙将成为世界上收入最高的政府首脑之一，其年薪料增至２０５万美元，是美国总统布什年薪的５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年薪的７倍；部长们的年薪则将分两次增加，总涨幅为６０％。
新加坡政府常以行政效率良好和运作透明自豪，但是今回总理与高级公务员宣布加薪，引起了本国人民争议，社会上讨论公共领域理是否应该“高薪养廉”，抑或国家领袖应领取低薪，与人民共甘苦。
总体上，新加坡的官员从自己岗位上获得的利益并不高。拿１００万以上高薪的人很少，政府部门估计只有３０人左右；加上这个薪金是政府给他们的全部收入，再不能有其他收入，而且也没有其他任何的特殊待遇。当中包括部长甚至总理都没有专职司机和汽车，他们都需要纳税，且不能享受政府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连住房都得和普通市民一样到市场上购买。
关键是，公务员加薪乃属重大事项，财政预算应明确列出各级公务员的主要支出，并由国会议决通过，再向人民公开。
加重国家财务负担
反观我国的公共领域，以目前全国公务员人数高达就业人口的２５% 来看，大部分政府机构臃肿发胖，从早期的高薪和高效率，变成了今天的低效率和舞弊滥权。
为了掩饰新经济政策之失败，公共领域成了大部分待业人士的收容所。我国政府于２０００年开始至今，制造了约２１万个工作机会，而政府行政开销也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２５．９% ，结果大部分低级公务员月薪低于国人的平均收入，在通货膨胀下面对经济拮据。
如今政府提出通过增加５０亿令吉的管理费，调高国内１２０万名公务员薪金，涨幅介于５至４０% 。可是当官僚体系臃肿，行政运作不透明，恐怕无助提高公共领域的士气和改善公共服务的素质，却加重国家财务负担。

官员的收入必须公开
问题的核心在于政府机制的透明度。因国家检查机制无效和传媒不自由的情况下，权力和金钱经常分不开，滥权的高官可从本身的岗位上捞取极大好处，一年内所获不会少于新加坡部长调涨后的百万年薪，长远来说也保证了一笔可观的收入，简直谈不上“亏待”。
高官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例子比比皆是。要解决高官滥权的现象，最终归到制度内的制衡机制，要减低官员受贿，我国不妨效仿新加坡提高公务员的薪金。同时更重要的是，透明化官员的职内和额外的惠利，所有官员的收入必须公开，部长的财产向国会呈报。此外，必须加强反贪污局的职权和功能，必须拥有实权对付和调查涉及可疑收入的官员。
长远来说，若提高薪金同时能改善效率，人民对高官和公务员领取较优惠的收入不会有异议，但是制度内必须建立有效的制衡，制止舞弊和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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